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从小住在大兴善寺旁边，每天，在悠扬的晨钟中醒来，迎着朝阳，去上学。我的小学和中学都坐落在大雁塔下，巍巍的大雁塔，是我每天学习和跑跳的背景。如今，离开西安二十多年了，每每回忆起童年时光，最让我回味的，却是蒲城——西安东部七十公里的，贫瘠的乡村。
    小学时，放了暑假，孩子们总是自己想办法，度过悠长的假期。父母是不管孩子的假期生活的，那时候的厂区，大院，总是有人在假期里组织孩子们看电视，做作业。我们看《居里夫人》，《大西洋海底来的人》。可窗外的蝉鸣，槐花的香，早就把孩子们的心勾到窗外去了。
    我和哥哥有更妙的去处，我们去乡下姑妈家。姑妈的家在蒲城。对于年龄加起来不到二十岁的我和哥哥，要去到几十公里外的乡村，每次都像长途跋涉。但这依然阻止不了我们，一到暑假，就飞奔回去的心。我们起大早，坐公交车去长途车站，换长途车，中间还要倒一次车，下车，再步行十五里地，到姑妈家，已经是下午了。当两个小泥猴似的身影闪近院子的那一刻，姑妈久盼的一颗心就落地了。
    哥哥是不屑带我玩的，他把我交给了我的表侄——红。侄子只小我两岁，名字是永红，家人都只叫一个单字“红”！虽然是同龄人，但依照农村的规矩，红整天姑长姑短的叫着没有丝毫扭捏。我的到来，让他把玩，带我玩，变成了名正言顺的任务，而不必为了草割的不够，玉米搓得量少而挨骂了。
    每天清晨，红拉着羊，挎着筐，也塞给我一个小的，去找寻最鲜嫩的青草。
    羊儿低头吃草，我们则疯跑在一望无际的草滩，捉蚂蚱，追蜻蜓。直到日头渐高，估计九点多钟的样子，该吃晌午饭了，我们俩才匆匆割些草，通常只够铺满筐底的量，赶着羊回家去。吃过早饭，红会带着我用米长的铡刀把刚刚割的草铡成细碎的草碎，用来拌入牛或羊的饲料。我脚蹬弓箭步，手握刀柄，红则负责往刀刃送草，他送一截，我铡一下。我爱极了草被铡刀切割而下时脆生生的“咯吱、咯吱”声，和细碎的青草散发出的迷人的清香。闭上眼睛，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羊儿，陶醉地嚼着青草，吞咽那甜美的汁液。
    “有破货换木有～～”门外吆喝声响起，我俩箭一般地冲出院子，在门旁的砖缝里一通搜罗，扯出平时姑姑嫂嫂们缝衣裳，纳鞋底剩下的布头线脑，飞奔向停在院门口的独轮售货车前，把着糖果小吃，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这时候，各家的娃娃也都怀抱着，兜里塞着各种可供交换的布头汇聚而来，好像迟一步小车就要被抢空。小车里，玻璃盖子下，拥挤地码着米花糖，水果糖，什么的，按说在城市，我才不会去稀罕这些过时的吃食。可此刻，我的情绪激动不已，孩子们像一群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与售货郎就一块布头换一颗米花糖还是两块布头换一块水果糖而进行着激烈的讨价还价。眼看着货车渐渐清空，孩子们都心满意足地达成了心愿，捧着心爱的米花糖蹲在路旁，一边珍惜地舔着，一边欢喜地聊。
    干旱的关中平原，夏季及其缺水。乡间的路上，一脚踩下去，黄土飞起半米，一个深深的土坑。但据说，旱地的西瓜很甜。从没有过种植瓜果经验的姑姑家，有一年居然种了一亩地的西瓜。到了暑假，西瓜结了小球那么大，离成熟大概不远了。那年的暑假，当我得知，天哪，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瓜田，终于可以吃到自己家瓜田的西瓜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兴奋。我和红自愿承担了看护瓜田的任务，每天尽职尽责地巡视瓜田，把每个翠绿的瓜宝宝都要抚摸一遍，拍上一拍，以确保在它们成熟的第一时间享受一番。我们俩每日幻想着甜美多汁的瓜瓤入口时的滋味，于是，终于有一天，看中了田里最大的一只，决定亲口尝尝。红在我的注视下，无比庄严地挥起了拳头，砸下去的那一刻，鲜红的瓜汁没有如我们所愿崩裂而出，瓜是生的，瓤还是白的。我们俩在那一刻肯定是沮丧的，可不知为什么第二天又产生了同样的愿望，挑选了最大的一只，砸下去，还是生的。就这样，我们俩在大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牺牲了不下七八只田里最大的西瓜。
    十多天之后，没尝到任何甜头的我们，主动放弃了看管瓜田的活儿，又自由自在满世界疯跑去了。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中，整个夏天，我也没吃到自家的西瓜，也并没有受到大人的斥责。以至于多年以后，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记忆，我真的在一个夏季，跟我的侄子，看管过瓜田吗？
    后来，渐渐地，功课越来越多，我和哥哥已经不再去乡下度过暑假了。长大一些再回去，才发现，眼前的乡村，比我们记忆中的样子，更加落后，贫瘠。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都是广阔无边，在草滩上，在池塘边，在树林里，有我儿时，无尽的乐园。